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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著《中国文化史》读后感

‘华体会体育’ 吕著《中国文化史》读后感

本文摘要:吕思勉《中国文化史》吕思勉(1884年2月27日-1957年10月9日),他是自学成才的历史学家,他是钱穆(著有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)的老师。大略统计了一下,他的《中国文化史》在图书馆里可以见到的版本不下20种,是今世“文化热”中的著名读物。 吕思勉的文化史偏重历史,而华中师院前院长杨东莼先生的《中国文化史纲领》偏重文化。吕著《中国文化史》以《婚姻》《族制》为第一、二章,可见吕思勉对古代以家族(而不是当今的家庭)为基本社会单元这一历史真实的尊重,以及对伦理的重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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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思勉《中国文化史》吕思勉(1884年2月27日-1957年10月9日),他是自学成才的历史学家,他是钱穆(著有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)的老师。大略统计了一下,他的《中国文化史》在图书馆里可以见到的版本不下20种,是今世“文化热”中的著名读物。

吕思勉的文化史偏重历史,而华中师院前院长杨东莼先生的《中国文化史纲领》偏重文化。吕著《中国文化史》以《婚姻》《族制》为第一、二章,可见吕思勉对古代以家族(而不是当今的家庭)为基本社会单元这一历史真实的尊重,以及对伦理的重视。

“士昏礼”中的六礼记,即(一)纳采(男氏遣使到女氏去求婚),(二)问名(女氏许婚之后再请问许婚的是哪一位女人),(三)纳吉(女氏说明许婚的系哪一位女人之后,男氏归卜之于庙,卜而得吉,便告女氏),(四)纳征,(五)清期(定吉日),(六)亲迎。第三章是《政体》,从这一章开始,到《宗教》竣事,才是谈正事儿。其中,篇幅最大的是《学术》,这可能跟著者是大学教授、这本书是他的授课课本有关。

古代社会是由于渔猎进于农耕的,农业的进化是从粗耕进于精耕的,阻碍我国农业进化的阻力主要有三:一、讲农学的人太少,二、土地私有后,公益与私益的冲突,三、封建势力和印子钱的强取豪夺。(第11章《实业》)文化这个筐为啥这么能装?中国历史悠久,传统文化又可以分为物态文化(故宫、都江堰为代表的工程)和心态文化(儒释道等宗教思想)两大类。

《中国文化史》整部书分为婚姻、族制、政体、阶级、产业、官制、选举、钱粮、兵制、刑法、实业、钱币、衣食、住行、教育、语文、学术、宗教共18章,其中,《教育》这一章我看得最仔细。我最不能同意的,是《宗教》这一章。

读吕思勉先生《中国文化史·住行》这一章,我明白了“以卑宫室为美谈”,秦朝和隋朝大兴土木、劳民伤财,很快就败亡了,改变了我的修建史观。在这一章中,吕思勉引用说:“教学者如扶醉人”,说是朱熹说的,我上网看了,其实不是,似乎是二程首先说的。《礼记·王制》是吕思勉经常引用的。

网上说:王制,就是古代天子、诸侯治理国家时所倚仗的执法法例和种种制度,涉及分封、职官、祭祀、刑罚、教育等多个方面。中国昔人都席地而坐。这是很好的习惯,在日本留到现在。

其实,自古至今的中国文化是混淆而成的,胡人文化(如今是西方文化)在中国有许多遗存。大要而言,中国传统文化包罗伦理、哲学、文学和历史。

详细来说,伦理是中国文化的焦点,以《诗经》为代表的韵文是中国文字的重点,隐逸文化兴起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点,《史记》和《资治通鉴》代表了中国正史,唐朝开始的书院是儒经学校,代表了中国教育文化。除了文史哲之类的文科,科学技术领域的传统文化主要集中在农、医、历、算四类,代表作是《周髀算经》《针灸甲乙经》《农政全书》《授时历》等。杨东莼著《中国文化史纲领》《中国文化史纲领》(凤凰传媒出书团体,北斗丛书)有文化近思录的特点。

郭绍虞、梁启超级晚近学人的看法引用较多。我重点看了“社会政治生活之部“的教育专章,对“教育解放“叙述颇多,最有洞见。

杨东莼先生和吕思勉先生一样,也认为书院属于民间办学,和科举制度相抗衡、增补。该书三大部门,第三部门“智慧生活之部“篇幅最多,“理学“这一章内容比力富厚,最为我重视,这部门最后一节是:阳明学(王守仁心学)。这就和一般哲学史差别:任继愈、冯契等人的我国哲学史都是把心学单另出来、与理学混为一谈加以叙述的。

让慈善与文化在历史中相遇作为一名社会事情者,我很关注中国慈善史。首先,慈善史是文化-学术课题,也是是历史-质料课题。其次,从史料上讲,宋代的义庄和明代的同善会是中国民间慈善的祖师爷。

第三,从学理上讲,它们是民间社会崛起的象征物之一。昔人的慈善实践自己具有“行善-教养”二元性,努力教养民众惜福行善,并非散财行善。

历史上,积淀在县域的慈善文化是民间社会不停壮大的体现。统治阶级的提倡和宗教(包罗民间宗教)信仰,是古代慈善最重要的外因和内因。仁者爱人、仁民爱物、医者仁心、急公好义等中华传统慈善文化和慈善实践,对今世慈善文化建设甚至慈善事业生长有很重要的借鉴价值。

中国古代慈善文化与统治阶级的“规训”关系是这样的:在“仁政”思想的共识下,统治者必须以德治国,因为“皇天无亲,惟德是辅”。宋以后,史书里的慈善纪录(孝行除外)显着增加,是慈善生长的提速期。到了清朝,人口暴涨,社会庞大化,灾害频仍,慈善运动的纪录空前多。

我是从文学史转到文化上面来的,文化比文学越发具有综合性。2001年,在上海,我到场(旁听)过赵晓岚教授的博士论文答辩会,她的论文《姜夔与南宋文化》在答辩时已经在学苑出书社出书,约40万字,用到文艺学、历史学、文化学研究南宋词人、音乐家姜夔,受到好评。

其时,我以为文化史的视角对文学、历史和教育研究都是有利的。一晃近20年,中国文化史的劝善观、综合性和动态感,都让慈善文化建设有史可鉴、有规可循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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